中国工人时薪3.63美元，美国17美元，印度更是低至1.8美元。
然而，2024年数据显示，苹果仍将90%的产能留在中国，这背后究竟有何玄机？
按常理，人工成本是企业选址的重要考量，可苹果为何不选最便宜的地方？数据显示，组装一部iPhone需11小时，人工总成本40美元，仅占售价4%。
即便按美国工资标准，每部iPhone也就涨价146美元，这对苹果来说并非难以承受，可为何它不转移产能呢？
苹果CEO库克把库存比作牛奶，一旦过了保质期，就有大问题。苹果一年要周转74次库存，每部iPhone从中国工厂下线到美国消费者手中，平均只有5天时间。
这就要求苹果的代工厂必须具备超强的劳动力调配能力。
每年9月iPhone发布前，富士康需在短时间内将员工规模从50万扩大到150万，新员工要立即上岗，销售季结束后又要迅速解雇。
这种用工模式在美国、欧洲根本行不通，那里严格的劳动法规定，解雇员工需提前数月通知并支付巨额补偿。
而中国的农民工制度创造了庞大的即插即用劳动力资源池。农民工可在城市工作，他们知道自己工作是临时的，在农村还有土地和家人。
这种制度性临时身份让他们能承受富士康的严苛条件，平均每个富士康工人只工作68天就离职，工厂也不希望工人长期留下，这样可降低福利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当iPhone销售旺季到来，工厂提高工资，农民工就从全国各地涌入；淡季时，工资回落，他们自然回流农村。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复制这种劳动力灵活性。
除了劳动力优势，中国完善的产业链也是苹果无法离开的重要原因。全球只有中国能满足苹果每分钟生产590部iPhone的严苛要求。
苹果每年派遣数千名工程师常驻中国工厂，深度参与每一个制造环节。
为防止富士康一家独大，苹果还主动分享技术知识，培养了众多竞争对手，这不仅保持了苹果的溢价能力，也符合产业升级目标。
技术外溢效应在中国形成了无法复制的产业集群。比如，需要锂电池去惠州，需要iPhone相关零部件去郑州的“iPhone城”。
郑州的案例就很能说明问题，2007年富士康选择在郑州建厂时，那里还是一片农田，可2010年7月签约，8月工厂就开始运营。
地方政府雇佣2000名工人，调配设备，提供零税收优惠，设立保税区。这种举国体制式的支持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
相比中国，印度虽然工人时薪更低，人口超过中国，英语还是官方语言，莫迪政府也提供了优惠税收政策，但印度制造的iPhone良率仅五成左右，还曾出现大肠杆菌超标等质量问题，去年印度厂组装的iPhone15不顺遭到退货，被迫大幅降价。
印度的基础设施滞后，电力供应不稳定、交通物流不畅等问题频发，今年夏季印度新德里气温飙涨到52度，大量企业缺工业用水，电力“入不敷出”，政府还出台了企业“限电令”，要求工厂减少30%的生产用电量，这严重影响了工人生产效率。
越南虽然工人成本更低，地理位置距离美国市场更近，还能享受贸易优惠，但劳动力规模有限，无法支撑苹果的全球产能需求。
墨西哥紧邻美国，享受零关税优势，但工业基础薄弱，技术工人培养周期长。
所以，尽管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在某些方面有一定优势，但综合来看，都无法替代中国的制造能力。
苹果将90%的产能留在中国，并非偶然，而是基于中国独特的劳动力优势、完善的产业链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等多方面因素。
这种深度绑定关系，让苹果与中国形成了一个战略共生体系。146美元的成本差异在这个庞大的协调机制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这也让我们看到，在全球化时代，企业的供应链布局不仅仅是考虑成本因素，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对于其他跨国企业来说，苹果的案例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在考虑供应链战略时，需要综合考量各种因素，不能仅仅被人工成本等单一因素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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