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红映口述，刘兴育整理。
原题：我的右派生涯
来源：云南大档研室
谈及那段被归类为右派生涯的过往，心中充满了沉痛。尽管那已是五十余年前的事，却始终无法抚平心灵上的创伤。1988年，我首次重返那片曾度过二十一年劳改生涯的农场，目睹曾经居住的破败空旷之屋，情绪瞬间失控，泪水不禁夺眶而出。那片土地夺去了我青春的芳华，将我炽热的报国理想无情地碾碎。
我诞生于湖北沙市，在两岁那年，父亲不幸离世。为了躲避夫家的拐卖，母亲四处漂泊，最终得到了当地天主教堂的庇护。1946年，我有幸进入由天主教创办的新沙中学学习。1950年，我考入北师大附中。到了1952年，我凭借优异的成绩被保送至北师大中文系深造。1956年，我们年级共有七十余人毕业，而我和其他四位同学成功考取了综合性大学的研究生。其中，一人选择了南开大学，两人则赴武汉大学深造，而我则被分配到了云南大学。
“鉴于你在先秦文学方面的扎实基础，云大刘尧民教授是此领域的权威专家，建议你前往他的门下深造。若你执意前往武大，不妨向教育部提出申请。”
然而，我转念深思，当初在填报志愿时，我选择的正是支援边疆，那时的我心中所想的边疆，仅限于新疆，对云南一无所知。而云南同样是边疆之地。若此刻我提出改派，岂不是违背了当时立下的承诺。于是，我坦然地踏入了云大，成为了该校中文系的首位研究生。
彼时，云大中文系人才荟萃，汇聚了诸如散文名家李广田、先秦研究权威刘尧民、庄子研究大家刘文典、《诗经》研究专家江逢僧、魏晋唐文学研究专家傅懋勉、宋词研究专家王兰馨等众多德高望重、学识渊博、著作丰硕的知名学者。学校对我亦极为照拂，自入学伊始便为我配备了居所，并赋予助教的经济待遇，更在刘尧民教授的协助下，参与本科生的辅导工作。
我原本视云大为我学业成就的新里程碑，因而更加刻苦钻研，恨不得在一年之内便能修满所有课程。整日沉浸在宿舍之中，埋头苦读、挥笔写作，以致体重骤减，初来时体重63公斤，短短两年间便降至57公斤。这一年，我在愉快的氛围中尽情享受阅读的自由。然而，但……盛景难持，1957年的反右运动令我的学习生活，原本宁静且不断进步，瞬间从云端跌落至深渊。
一、北师大肃反体会与鸣放认识
自幼我便对阅读情有独钟，古典文学尤其让我着迷。初中时期，我的学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赢得了老师的青睐，我也立志将来成为一名作家，前往英国剑桥或牛津大学深造，以期改变家庭贫困的现状。步入大学后，这一信念愈发坚定。
为了加速实现我的梦想，我在系里成立了古典文学研究小组。在小组的交流中，我们畅所欲言，分享各自的读书感悟，共同探寻古典文学的深奥。我对先秦文化情有独钟，广泛涉猎先秦两汉的著作，常在小组讨论中分享自己的心得体会。一些教师因此认为我在先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这也为我深入研究先秦文化奠定了基础。
我不仅致力于勤奋学习，更是热衷于投身于各类社会活动中，并在政治上积极追求进步。作为一名文艺领域的活跃分子，我对音乐情有独钟，并成功组织成立了北师大的学生合唱团，该团在北师大校园内已颇具知名度。
自1949年以来，我阅读了众多苏联的文学作品，其中《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电影《卓娅》与《刘胡兰》亦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那个崇尚英雄的年代，我从他们的成长历程中领悟到了一个追求进步的青年所应有的政治立场。因此，当我踏入北师大后，便毫不犹豫地向团组织提交了入团申请。
组织安排了一位同乡团员担任我的入团介绍人，他时常在各方面给予我指导，帮助我深入理解共青团的精神内涵。对于加入共青团，我怀有无比坚定的渴望，甚至曾立下誓言，不达入团目的誓不罢休。为了让组织全面了解我的过去和思想，我多次以书面和口头形式向组织汇报，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与我的入团介绍人进行深入交流。组织和同学们普遍认为我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然而，尽管如此，迟迟未能将我发展为团员，却始终未明言其中缘由。我亦曾有所揣测，然而，岁月在追求与期盼中悄然流逝，一载复一载。
1955年的暑假，北师大拉开了“肃反”运动的序幕。肃反，旨在清除革命队伍中的反动分子，这对于国家的安全乃至个人的安宁，无疑是件好事。尽管我自认为人正直，但在我就读教会学校期间，曾为反动组织圣母军担任过记录、收账的工作，这显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入团之际，我亦曾主动向组织坦白此事。因此，面对肃反运动的展开，我坚定立场，以经受锻炼、自我反省的心态积极投身其中。
我们班级中，有超过十位同学被纳入斗争的名单，他们白天遭受批斗，夜晚则被隔离进行思想交代，这还算较为温和的对待。而同住在一栋楼上的另一年级的同学，遭受的磨难更为深重。有一天夜晚，楼上传来了凄厉的呼喊声。翌日，我们得知，有一位同学因承受不住压力，选择了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未被批斗，却常受监视。
肃反运动圆满结束后，校团委书记阙雄飞在班会中发表讲话：“在北师大，我们并未发现任何隐藏的反革命分子，对此，我代表学校向遭受批斗的同学致以诚挚的歉意。学校肃反领导小组亦明确指出：经过周密调查，我校与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并无任何联系。”
尽管历史问题曾对我产生过影响，但组织对我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已彻底查清，并得出明确结论，这一结果让我感到欣慰。此事也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在于勇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我看来，一个政党能够勇于承认并努力纠正自身的错误，实属不易。经过肃反运动，我更加坚定了追随共产党，立志成为党的忠诚儿女的信念。
随着肃反运动的落幕，我深刻感受到党组织对我的信任愈发深厚。学习的热情与工作的动力在我心中熊熊燃烧，尽管那时我已26岁，超出了入团的年龄限制，无法再加入共青团。然而，团组织与同学们的鼓励如春风化雨，他们激励我说：“虽不能入团，但可以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才是我们奋斗的终极目标。”对入党，我满怀信心，决心用实际行动回馈党对我的培养与教育。当我从北师大赴云南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之际，特地给北师大的党委书记写下了一封信，表达了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决心。
1956年11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二中全会。此次会议以波兰和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为鉴，旨在警示党员干部们摒弃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宗派主义的恶劣作风。会议强调，在推进国家建设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干部出现特殊化倾向，并确保他们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
1957年二月，李广田校长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一场参会人数达一千八百余人的扩大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重要讲话。他指出：矛盾无处不在，社会主义社会亦然，正是这些矛盾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持续进步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依旧根植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然而，这些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在性质和表现上存在本质的差异。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具备自我调整与完善的机制，能够不断化解这些矛盾。
1957年3月，中央宣传部举办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来自党内外的思想工作者逾八百人齐聚一堂。会上，毛泽东同志发表重要讲话，宣布：百花竞艳，百家争鸣，此乃一项根本性且持久性的方针；国家理应秉持“放”的原则，鼓励各方发表见解，激发民众敢于发声，勇于批评，乐于争论。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该指示明确指出，整风运动应以毛泽东主席于2月最高国务会议及3月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的两次重要讲话为行动指南，围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核心主题展开，旨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以及主观主义。
5月11日，云南省委常委会举行了一次扩大的会议，针对如何落实中共中央有关整风运动的指示进行了深入研讨，并决定迅速在省、市级机关启动整风行动。
遵照上级的命令，云南大学党委组建了专门的整风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包括李书成、李广田、刘绍文、程明轩、周玺等五位同志。李书成同志担任组长一职，并亲自制定了云南大学整风运动的详细计划。各院系亦相继成立了各自的整风领导小组。中文系的整风小组由系主任刘尧民同志及其他三位同仁组成，我亦荣幸地成为其中的一员。
面对全校师生在学习毛泽东主席重要讲话过程中所显露的种种忧虑，诸如担心“放”出问题后遭受指责，或是担忧报复，亦或是“放”后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学校迅速组织了一系列大小会议，旨在进一步深入动员与鼓舞师生。我们强调紧密结合学校实际，秉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采取温和细腻的方式，敢于大胆地“放”，揭露云南大学党组织及各级领导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等问题，挖掘矛盾所在，明确是非界限，并采取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的策略，积极开展整风运动，从而加强领导与被领导、党与群众之间的紧密联系。
5月25日，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莅临云南大学，与70余位教授及副教授展开座谈，倾心聆听他们的宝贵意见。会上，他发表讲话指出：党的历史一直强调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众多知识分子源自旧社会，而党所实施的“团结、教育、改造”政策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审视当前的实际情况，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尚显不甚和谐，一些同志提及“墙”与“沟”的现象，这并非无的放矢。原因错综复杂，其中官僚主义尤为显著，它导致了对群众的疏离，对外界人士的不信任，不敢充分放手，让他人承担工作，实际上党内同志并非都能妥善处理事务。因此，宗派主义显得尤为不明智。宗派主义的盛行，与党的历史经验有关，党对农民较为熟悉，但对知识分子则相对陌生，对于如何有效执行“团结、教育、改造”政策也缺乏经验，领导学校的技能更是欠缺。此外，思想作风上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一些老干部背负着沉重的过去，自居为功臣；而部分新党员对创业的艰辛缺乏认识，一旦入党便误以为拥有了执政的特权，这种优越感让外界人士感到不适。鉴于此，我们党有必要进行整风，以改善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
谈到肃反，他称：肃反运动中存在的偏差，我们必须正视并予以承认。对于在肃反过程中遭受错误斗争或伤害的人员，表达不满与牢骚，实属人之常情。首先，应当允许他们发声；其次，一旦问题得以澄清，明确是错误的判断，相关单位应当立即宣布恢复其名誉。我代表省委向错判者道歉。
他接着我们热切倡导大家秉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宗旨，踊跃向党组织提出宝贵意见，助力党的作风建设。
云大党委曾多次举办校内党内外教师座谈会，广泛征询他们对党委领导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在各级组织的广泛宣传与教育下，一场声势浩大的助力党派整风运动在云大迅速掀起热潮。大字报如潮水般涌动，遍布校园的各个角落。这些大字报和校广播站播出的内容，主要聚焦于对学校领导与党员提出意见，以及对1949年以来几次运动的深刻反思。其中，有些意见言辞犀利，甚至出现了谩骂和人身攻击，导致学校一度暂停课程。我也毅然走出书斋，投身于这场助力党派整风的大鸣大放运动之中。
在整风运动的初始阶段，组织屡次呼吁众人向党委提出宝贵意见。然而，众人心中仍存有疑虑，不敢尽情表达己见。彼时我年富力强，身为系内整风小组的一员，便我愿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建议，即便意见有所不妥，党组织亦会秉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妥善处理，绝不会因微小的失误而引发严重后果。
踏入云大的门槛尚不足两年，我对这里的点点滴滴尚不甚了了，然而北师大的肃反运动却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我认为，向党提出建议实则是对党的审视，旨在助力党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以及宗派主义这三大弊端。在一场整风小组的学习会议上，我勇于对北师大肃反过程中显现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凭借我在北师大肃反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以及助力党派整风、消除三害的决心，我毫无畏惧地提出了几点看法。我直言道：
我对肃反运动的总体判断是：虽取得了显著成果，却也暴露出严重失误。在运动的初期阶段，从党中央到各级党组织，普遍采纳了斯大林提出的错误公式——即认为阶段斗争将不断激化，反革命势力日益增多——作为行动指南。这一阶段中，肃反行动范围过广，缺乏充分证据，却一味采取逼供手段，普遍存在疑虑心态。特别是第一阶段采取了群众相互斗争的方式，这是极不妥当的，导致群众间的滥检举盛行，严重破坏了人际关系。总体来看，肃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成果是在第二阶段才逐步显现的，而第一阶段中的错误远超成绩。我对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未充分掌握材料、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启动肃反行动表示深深的遗憾。
这些言论，尽管在今天看来仅是认识上的偏差，但在反右浪潮中，却被视为是对肃反成果的否定，对党的肃反运动进行了恶意的诋毁。有人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指责我“非但非因反对肃反而反对肃反，实际上，反对肃反只是他企图向党发起攻击的突破口。他的真正意图，是通过这一缺口直击党的核心，以期彻底瓦解党的组织体系。”且慢。我因提出关于北师大肃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以助党进行整风，这一意见竟成为我被判定为右派的关键“罪状”。
二、写大字报定为反党小集团
1957年五六月间，我校师生提交给党的大字报日渐增多，提交者既有学生也有教师，既有化名的也有真名的。我之所以署真名撰写大字报，是出于帮助党进行整风的初衷。我曾就中文系存在的“职称高而薪酬低”、“教师晋升的标准问题”等问题撰写过大字报。其中，由我执笔，与黄謇、李治康、朱明基、王运智联名撰写的《我们的意见》一文，更是成为了我另一项“罪证”。黄謇、李治康、朱明基、王运智均与我同期就读于中文系，平日里我们常聚在一起探讨问题。正因如此，在整风运动期间，我们自然而然地频繁交流整风相关事宜，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汇聚成了《我们的意见》这篇大字报。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由我负责执笔完成文稿。
这份公告强调：在历次运动中，党员和团员始终站在最前列，那么此次面对自我批评，难道我们应当回避责任吗？所有工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群众坚定地支持党的领导。我们迫切希望党委能迅速明确立场，准确把握运动发展的节奏。
学生会开放民主墙，揭露出很多问题，这是个好现象，可是不同的反应也就跟着而来，听说除了个别班的党员同志主动接受意见，领导群众，与群众一道来揭露和解决矛盾外，较为普遍的是观望和沉默，也还有平日作风恶劣的党团员，经受不住批评，在背后指手画脚、嘲讽群众，甚至唱“对台戏”。这种现象如不立刻改变，实在也不能令人心悦诚服。
墙报上确实存在不尊重教师及对党团员进行人身攻击的倾向，亦或是对过去党团员的不实事求是行为采取不实的反驳，这实则反映了青年同学们尚缺乏经验，易于冲动。因此，领导层应当向群众阐明事实，指引正确的道路。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充分信任广大群众的辨别能力，认识到整体趋势是积极向上的，进而鼓励大家敢于毫无保留地发表意见。
事实表明，基层党组织在积极贯彻中央政策精神方面尚显不足。我们深知，众多同仁心中仍有所保留，此非单纯由于他们不愿坦率直言。若领导得当、客观条件完备，所暴露的问题将更为广泛、更为真实。在我系教职工的四周学习过程中，部分同志甚至不敢畅所欲言，而另一些同志也仅是蜻蜓点水般地触及了问题的皮毛。若不借此机会将问题谈开，疑虑仍将存在，表面上看似和谐，实则内心分离，这无疑将损害工作的积极性。
我们深知，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党委及校级领导在引领群众前行、指导群众的同时，亦应坦诚地正视以往工作中的不足与错误。尤其是要引导全体党员虚心吸纳群众的宝贵意见，与群众携手共同揭露并化解内部矛盾。党员同志们普遍具有优秀的品质，他们忠贞不渝地为人民服务。然而，他们普遍洋溢着骄傲之气，自视甚高，对群众缺乏信任，有时态度傲慢，行事主观且武断。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三大弊病，在诸多党员身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平日里，他们多指摘他人，鲜少反思自身。当前开展整风运动，部分党员的思想一时间难以适应，常常背负着“我先进，你落后”的错误观念，对群众直言不讳的意见置若罔闻。群众对此绝不会感到满意，这对我们未来的工作亦无益处。对于那些品质恶劣、飞扬跋扈、违法乱纪的党员，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彻底剔除他们身上的恶习。在此次学习活动中，多数党员同志身担领导重任，上报工作时往往只报喜不报忧，对政策精神的传达打了折扣，意图掩盖自身的不足与错误。
《我们的意见》这篇重磅大字报，旨在针对学校党委与党员在整风运动中表现出的消极态度进行批评，旨在促使党的教育引导党员与群众共同揭示并解决存在的矛盾。在完成这篇大字报并准备将其张贴于校园之际，李广田校长在审阅了我们的作品后，提议将该文投稿至校刊。最终，该稿件有幸在校刊《教师争鸣版》的第二期上刊登。1957年6月25日至27日，在中文历史两系的讲师与助教座谈会上，这篇大字报被提及并讨论。暴露错误立场，散布谬言薪酬评估“假借评薪之由，意图引发教师间的矛盾，激发他们对评委会以及学校的反感情绪。”关于我在《我们的意见》中所提的“三害在每一位党员身上几乎均有显现”，部分人在对我的文章进行批评时指出：“换言之，一千二百万党员普遍存在三种弊端。那么，陈红映，您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否也存在这三种弊端？如果党中央和毛主席也有这三种弊端，他们为何还要发起整风运动呢？”
他们指责，自我调入云大后，便开始拉拢其他联名撰写大字报的同志，构建了一个反动的小团体，而我则是该团体的策划者。我们时常聚在一起，抱怨不止，言辞激烈。在整风运动展开之际，我指使小集团成员深入学生群体，搜集关于“鸣放”活动的信息，并支持右派学生胡永文的《控诉》一文，煽动学生实行所谓的“大民主”，甚至联名撰写反动的大字报。我们立刻沦为恶人。在这五人之中，有三人的身份被划定为右派，这一决定使得我们五人的命运轨迹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朱明基，曾一度被归类为右翼分子，于1950年投身共青团的怀抱。次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从四川考入云南大学中文系。1955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在1956年，他留在母校从事教师进修工作，不久后转任研究生。朱明基之所以选择报考中文系，源于他怀揣着成为一名作家的梦想，坚信通过笔尖可以铸就名声。然而，在成为右派不久之后，他的命运轨迹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那日清晨，我正准备对他进行批判，却意外地发现他并未如约而至。未曾料想，他已于滇池投水自尽。1957年7月18日。
1952年，黄謇踏入云大中文系的门槛，开启了学术之旅。1956年，学有所成的他毕业后，选择留在母校，投身于中文系的助教岗位。然而，命运多舛，不久后，他遭遇了划为右派的厄运。被遣送至怒江地区的劳改农场接受改造，其后却音讯全无，仅在怒江江畔，人们找到了他遗留的一双鞋子。
中文系的助教李治康，尽管未曾蒙受“右派”的称号，然而在运动落幕之际，与我同行至弥勒东风农场，参与劳动改造的岁月中，正值大跃进时期，竟不幸选择投井自尽。
王运智同样是云大中文系毕业并留校深造的研究生。在完成研究生学业后，他被分配至新疆大学任职。然而，在报到过程中，由于档案中标注其为“中右分子”，校方要求他接受农村下放的安排。面对这一安排，他选择了坚持己见，毅然返回了故乡贵州遵义。归家后，因户籍问题，我长期依赖从事体力劳动，以打工维生。在错划为右派分子的结论得以纠正之后，他得以被分配至一所中学担任教职。
自我被划定为右派分子，学校对我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批判与斗争。他们宣称，我擅自混入系整风领导小组，并对我于整风期间所发表的言论和撰写的大字报内容进行断章取义、过度解读，使我陷入无法自辩的境地，精神几近崩溃。记得有一次，批斗结束后，我痛不欲生，竟未进餐，径直前往八大河畔。面对滚滚流淌的河水，我心中生出了轻生的念头，准备以此结束自己的生命。站在河堤之上，我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和迷茫。响应党号召整风何错之有？内心愈发沉重，正当如此时，我脑海中浮现出远在他乡的老母亲形象，是她历尽艰辛将我养育成人。想到她若得知我离世，将如何承受，我便打消了轻生的念头，为了母亲，我选择坚持下来。
自我被归类为右派分子，我的研究生学业与助教职务随即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与秦瓒教授等同样被划为右派的同仁们一道，被安排至学校参与劳动。1958年2月6日，自被遣往弥勒东风农场执行“监督劳动”起，便拉开了长达21年之久的苦难序幕。
三、监督劳动之苦
师生们被划分为右派后，所受对待各异。部分人遭受了公职或学籍的剥夺，并被遣返回其故乡，而另一些人则被送去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至于我个人，学校采取的处理措施是“实施劳动监督，同时保留我的学籍。”
弥勒东风农场，一所国营企业，位于弥勒县黄家庄，此处昔日乃一座隶属于县府的小型劳教农场。1958年，为容纳各地下放人员及划为右派人士，该农场得以改建，升格为国营农场。农场初创之时，景象颇为荒凉。
1958年1月28日，弥勒农场迎来了首批超过600名新成员。紧接着，在2月6日，又有400余人加入我们的行列。我是第二批前往弥勒农场的成员之一，与我有幸一同前行的，还有云大师生共100人。在这其中，不乏那些虽未佩戴右派帽子，却属于中右翼的分子。
两辆载我们前往农场的卡车驶至弥勒市甸溪河畔，便缓缓停下，示意我们下车徒步涉水过河。虽然河面狭窄，水流平缓，却因缺乏桥梁而显得不便。渡河之后，我们这一百人便在那晚投宿于当地的一座寺庙中。
翌日，我们将这百名成员与来自其他单位的同行们混合编组。每组人数略超十人，我所在的队伍中，有七位是云大师生，我们被分配至场部。抵达后，我们便被安置在一间空旷的屋内，屋内地面铺满了厚实的稻草，这便成了我们的“床”。与我同组的学生并无蚊帐，因此我们俩便挤在同一床蚊帐下。之后，我们得到了床铺，便将地上的稻草清理干净。那些稻草湿漉漉的，抱在手中甚至能感受到水滴的滴落。
农场上人手虽多，然而可供耕作的牲畜却颇为稀少，拖拉机等现代化机械设备更是无从寻觅。然而，日复一日的劳作仍需按照既定指标推进。为完成繁重的耕作任务，无牛，人力拉。以往，我未曾涉足农耕领域，却在农场中担起了驾驭犁铧的重任。回溯至20世纪90年代初，农场里矗立起一座浮雕，用以铭记当年拓荒者们艰辛创业的历程。在这座浮雕中，我们拉着犁耕作的情景被生动地刻画出来。
在20世纪50年代，弥勒东风农场的大片土地上杂草肆虐，一片荒芜，仿佛连粪便都无法孕育生命。我所在的生产队有六十余人，我们肩挑背扛，努力将陡峭的山坡改造成层层梯田。我们挖掘沟渠，构筑堤坝，从数里之外的水库引水灌溉，将原本只能种植旱作玉米的旱地，变成了丰饶的水稻良田。我曾负责稻谷的晾晒及入库管理，对每年的收成情况了如指掌。记得1963年，我们队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二十四万公斤，人均为国家贡献了四千公斤粮食。如今，我们当年开垦的这些良田已改种葡萄，产量与经济收入都颇为可观，这都源于我们当年为他们打下坚实的基础。
1958年，农场决定修建水库，并要求各生产队选派人员参与。为了迅速推进工程，大家常常加班至深夜。我们这些右派成员，成为了最得力的劳动力，被分配去承担那些既辛劳又充满危险的任务。我们住宿在一座古寺庙中，每当夜深人静，疲惫至极，便顾不上洗漱，直接倒头就睡。次日，天未破晓，我们又被唤醒，投身到劳作之中。在那座寺庙中居住了几个月，我们甚至未曾留意到大殿内供奉着哪位菩萨。四月、五月间，烈日如火，工地上的人们汗流浃背。在加固水库坝埂的过程中，为了确保土壤的夯实，我们不得不在新鲜的泥土上浇水。远方的清水被装入了硕大的粪桶之中，干渴难耐的修水库工人们，在看到水被运送来时，已无暇顾及水质是否洁净，纷纷涌上前去，将嘴凑近粪桶，畅饮那清澈的泉水。
抵达农场之际，尽管肉类供应有限，饭食却足以让人果腹。及至1959年5月1日，定量配给制度正式实施。我们每人分得的粮食定额为18公斤，还需扣除3公斤。日复一日，劳动强度高企，油脂与水分稀缺，蔬菜种类亦有限。长期摄入单调乏味的清汤饭菜，导致不少人群遭受“水肿病”的困扰，其中不乏因病症恶化而离世者。
1960年新年伊始的拂晓，我在水库工地推土时，碰到了时任副大队长的原云大附中副校长。他带着武汉的口音关切地问我：“陈红映，你怎么变得这么丰腴了？”他其实已经注意到我患有水肿病，只是不便明言。在他的关照下，我当天便被调回了生产队，随后便被安排到生产队自办的糖厂工作。
每当糖厂熬制完一锅红糖，都会对熬糖的大锅进行彻底清洗。清洗过程中，锅中难免会留下一些红糖残渣。而我正是依靠饮用这些红糖水以及享用花生米，成功补充了营养，最终治愈了我的水肿之症。我发现洗锅后的水富含营养，于是便悄悄地将之装入水桶，藏于隐蔽之处。随后，我让难友们带着各自的口缸来取这糖水，借此来延长他们的生命。
身为受监督的劳动右派，我们下地劳作时，鲜有休息的机会。从晨曦初露到夕阳西下，我们整日在大片田地间辛勤耕作，身心俱疲。负责监督我们的生产队长一旦察觉我们出工而不尽力，便会径直走到田间地头，大声斥骂。为了使队长不再干涉我们的休息，我们观察到他喜好抽烟，便纷纷购买香烟带到田头。每当劳作疲惫之时，大家便争相递烟给队长，与他一同吸烟闲谈，以此堵住他的嘴，让我们能够多获得一些休息。日复一日，我从最初用买烟来应对队长，渐渐演变成了一名烟瘾极大的烟民。
1960年三月，一封紧急电报从母亲所在的单位传至我的手中，字里行间透露着母亲病情危急的信息，要求我火速归家。我握紧这封承载着忧虑的电文，匆匆前往生产队长那里，请求批准休假。队长宣布，任何下放干部在家人不幸离世的情况下，均不得擅自返家，你难道能例外？我反复向他阐述，但队长依旧固执己见。如此拖延，直至六月，我堂弟寄来的信件打破沉默，告知我母亲已离世。悲痛之情无法自抑，我紧握着信件，放声痛哭。队中同仁见我如此哀伤，担心我情绪失控，便有人陪伴我度过数日数夜，直至我的心情逐渐平复。
艰苦的体力劳动虽损伤了我的筋骨，却无法触及我灵魂的深处，精神上的磨砺却如同锋利的刀刃，割裂了我内心的宁静。那些右派分子在劳作了一天后，回到简陋的宿舍，便需面对自我反省的会议。每个月，他们都必须进行一次自我评估和评议。不论是对是错，首要之事在于承认错误，这关乎态度是否端正。继而反思自己在哪些方面辜负了国家、辜负了人民，对自己进行一番严厉的斥责，这便成为了检验你是否真正改造到位的标杆。互评实质上是一种相互揭露的过程，揭发问题数量多且问题严重者，其贡献更为显著，也体现出其阶级斗争意识之强。
1961年，我的右派帽子被摘除，依据当时的处分决定，我得以保留学籍。经过改造，我现在已具备重返校园的条件。于是我向我的指导老师，中文系的刘尧民主任，写信请求允许我回校继续学业。很快，我收到了刘尧民的回信，他告知，在接到我的信后，他已经向党委进行了汇报，但党委的回复是不允许我回校。这让我心中一沉，既然当年政府明确宣布了“监督劳动，保留学籍”的政策，为何现在却不再生效？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之际，农场依照上级的指示，将摘帽右派汇聚于一个生产队进行学习，以静待未来的工作分配。全会落幕之后，农场随即传达了上级的最新指示，根据十中全会精神，摘帽右派的工作重新分配需再延迟三至五年，甚至十年之久。这一消息让我顿感失落至极。自1958年起在农场参与劳动改造，我一直怀揣着重获自由的希望。我曾对身边的同组右派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以此自勉，也激励大家积极改造，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五年时光匆匆逝去，我们依旧无法重返工作岗位，内心充满了悲观情绪。在笔记本上，我写下了许多表达悲观与失望的诗词，试图以此缓解内心的苦闷。其中一首写道：“愁今愁后，愁绪难尽，忍将青春换白头。”这诗句充分表达了我对未来前途的失望。不料这本承载着我诗词创作的笔记本，不幸落入同室一右派手中，他将其呈交至党委，断定这些诗词乃是对党的不敬之词。他不仅将诗词内容抄录张贴于生产队食堂的入口处，还对我展开了长达一个月的公开批判与斗争。我彻底绝望了。
1965年，面对无法调离的现状，农场的老职工们纷纷劝说我留在当地定居。考虑到自己已年满35岁，再重新分配工作似乎已无可能，我便与一位当地的农村姑娘喜结连理。
自1973年下半年起，我转至农场中学担任教职，薪资水平也从原先的24元升至34元，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然而，即便如此，我这个曾被摘帽的右派身份依旧使我遭受着歧视。其他教师的家属得以在学校内担任勤杂工作，而我的妻子却无法获得同样的机会。
那一年，学校分配住房，那些已有住所的教师得以额外获得一间，却并未解决我居住的难题，依旧迫使我与另一位教师共居一室。那时，我的两个孩子正就读小学，每日中午需来到我所住的宿舍用饭与休息。因此，我前往学校领导处提出申诉，不料并未获得住房，反而引发了一场批斗风波。
在农场，身心遭受的伤痛屡见不鲜，然而，为了生存，我仍需砥砺前行，并保持着自己的兴趣与梦想。闲暇之余，我最钟爱的消遣便是阅读。书桌上常摆有几本佳作，领导莅临时，我便翻阅《毛泽东选集》；领导离去后，我便沉浸在《鲁迅文集》以及《文选》和《诸子集成》等书的海洋中。
“我迎着和煦的清风奔跑，让它带走我心头的痛苦，流水啊，请将我微小的愿望带走；指责《蔓草》中男女的和谐，共同吟唱那未完成的《召南》情歌；将胸中的所有顾虑荡涤一空，我保留着一片赤诚之心，让宇宙因我对你的无尽深情而充满生机。”
在这艰苦的环境中，我毅然将《闲情赋》译为白话，只因这首诗倾诉了我灵魂深处的情感，将我欲言又止的话语尽数道出。
“经重新审核，我们认定陈红映同志在整风期间所表达的意见并非右派言论，实属误判。故此，我们应予以纠正，撤销原有的处分决定，恢复其政治声誉，并为其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经过组织的安排，我得以重返队伍，重返云大校园，继续投身于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之中。这标志着我的右派生涯画上了句号。
最后我想说，在这二十一年的东风农场改造历程中，成百上千的“右派”们倾注了他们的青春与热血，其中不乏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禁令人扼腕叹息。恰是这群知识分子，成为了东风农场的开拓先锋，南乡坝文化的传播使者。拖洛山雄伟屹立，甸溪河的溪水潺潺流淌。年岁已迈，步入耄耋之龄，离那终极时刻亦不甚遥远。然而，衷心期盼我国不再上演我亲身经历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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